摘要：以陈的天赋和后天的学养，即使在政治上落败以后，如果能够幡然觉醒，重回“新启蒙运动”，在学术上也会有重大建树。可惜，曾经植入他心灵深处的五四新思想的种子没有复活，所以也就始终没有觉悟。他也认罪，而且诚惶诚恐老老实实地伏罪。不管在法庭上，还是出狱之后，都时刻不忘“我的罪恶是重大的”。但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自己的真正罪恶在哪里，以及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本文转自作者博客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中央文革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于陈伯达其人，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文革亲历者和观光者，最初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只要讲话，总要把“我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挂在嘴上。当时听了总觉得怪怪的，再联系到他讲话时那种不清不楚嘟嘟囔囔的声调，让人感到此人似乎有些卑微和窝囊，不由地会想到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切尔维亚科夫。这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大理论家的身份太不相称，和他的文章的气势反差太大了！或许他是想以此显示自己亲民，显示无产阶级革命化，但这也未免有些做作，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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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伯达身上确实有些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的味道，老实谨慎得有些卑微，胆小怕事得有些窝囊，特别是在毛伟人和女皇江青面前。
比如，他以“跟准”毛泽东为“准则”。他最关心的是摸毛泽东的动态，以步步紧跟。毛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都很注意。他总是在揣摩毛的心思，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围着毛泽东转。作为秘书，他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在定稿之后，他往往要把自己写的手稿撕掉，以免将来万一被毛泽东看见，惹事生非。因为有些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文章，初稿常常是由陈完成的。
文革期间，由于陶铸被打倒一事，毛泽东突然向陈大发脾气：“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和我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毛还说，要陈和江青做检讨。本来，打倒陶铸，完全是毛的旨意，陈和江青只是奉旨行事，毛现在就此事批陈，无非是想让陈背黑锅，自己做好人而已。谁知陈伯达听了，很紧张，想自杀，而且还为自己找到了根据：“我查了书，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王力劝他还是写检讨为好，而此时的大理论家陈伯达竟然紧张到连检讨也写不了，最后只好由他口授，王力捉刀。
在江青面前，陈伯达也是一个受气包。江青当面骂他是“刘盆子”（讽刺他这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傀儡），嘲笑他是“黎元洪”。文革中，有一天陈中南海住处的墙壁上发现了几个脚印，结果惊动了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把现场拍了照。消息随后传到了江青那里。江一听，大发脾气：“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滚出中南海去！”结果，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只得忍气吞声地听从他的那位常务副组长的调遣，“滚”出了中南海。
1968年有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地点转到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因平时喝水较多，年纪大了又有尿频的毛病，常去厕所。京西宾馆会议室附近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一次，陈伯达刚上完厕所出来，正巧碰见江青。这时，江青见陈伯达从厕所里边出来，便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今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还要闯进我的卧室了！”从此，包括陈伯达在内，这个厕所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陈伯达不但在毛、江处受气，就是文革小组的其他人，也都不把他放在眼里。顾问康生骂他是“乌龙院院长”，关峰、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等也都听命于江青，不时向其发难。
但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又不全是作秀。他也确实不把自己当“首长”，不搞特权，生活俭朴，也不摆臭架子。他不让秘书和服务人员喊他“首长”，而让他们称其为“陈教员”。
他的儿子陈晓农回忆说：“别人问我的父亲是谁，我总是回答：‘陈教员’。这不仅是父亲让我这样回答，当时大人们也经常这样称呼他，所以我当时真的以为他就叫‘陈教员’。”
他到地方做调查，也不搞特殊。
1991年初，一位已离休的老干部对陈晓农谈起陈伯达，说：“1958年底你父亲来福建时，和我同到一个生产队蹲点，天天吃地瓜，后来工作队的人都吃不消了，犯胃酸。我还好，我是当地人，但后来也觉得顶不住了，可你父亲仍是一声不吭，天天吃地瓜。你父亲通过与群众同吃同住，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他严肃批评了脱离群众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后来我和叶飞说起此事，他说了一句：‘这样和群众同吃，很对，但是，也很难。’”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作为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竟然在1965年高中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主动到内蒙下乡当了老百姓。文革开始后，内蒙很乱，因为父亲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老有人想拿他做文章，所以无法在内蒙继续待下去，最后由陈伯达出面，通过当时河北省的负责人李雪峰，调到石家庄市的一家工厂当工人。陈晓农记得，父亲带他去见李雪峰时，曾当着自己的面说：“绝对不能让他当干部。让他当工人，从学徒学起。”陈晓农果然化名当了学徒工，直到1970年10月满师后，才转为正式工人。而此时，陈伯达已经被隔离审查。
这些，恐怕是只会做秀的人做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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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身平民家庭的子女看来，文革中陈伯达做的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批判“血统论”。
“血统论”风行于文革初期。１９６６年７月底，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一副名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此联一出，立即引起“轰动效应”，特别是受到高干、军干子女的狂热支持，伴随而来的是“红色恐怖”。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幅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消息很快传进“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耳朵，陈当即作出反应，于对联贴出的第四天凌晨，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对对联持相反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明确表示，这幅对联“不全面”。他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所宣扬的“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子打地洞”的翻版，并把对联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关于“血统论”风行的政治背景，陈伯达后来的说法是这样的：中央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过12天的光景，有一个大学的“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了同中央16条决定相对抗的一篇讲话，印发得很广。有人对中央的决定没有任何兴趣，但是，对那一篇同中央决定相对抗的讲话却视为至宝，为之翻印、广播，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位所谓高干子女直截了当地宣称，那个讲话“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陈伯达提到的“那个讲话”，就是文革初期为所谓“红五类”，特别是高干、军干子女疯狂吹捧的《谭力夫讲话》。
谭力夫何许人也？他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其父为当时已去世的前副检察长谭正文。《谭力夫讲话》集中宣扬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他说：“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谭的讲话也道出了一些高干子女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直觉：“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是严厉的，也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是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更是把这个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并将其与“反动”联系起来：“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利用一部分年青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什么‘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
陈伯达的讲话，等于让非“红五类”，特别是“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听到了特赦令，使之从长期不得喘息的压力下，突然得到了心理解放。文革以来第一次，他们可以“合法”地，理直气壮地对血统论说“不”。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许多血统论的鼓吹者自己也很快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此，血统论声名狼藉，再也找不到市场。
吊诡的是，就在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讲话发表不久，另一篇批判血统论的力作《出身论》问世，但其命运却绝然相反。
《出身论》的作者是北京２４中学的学生遇罗克，文章一问世，结果竟然受到公安部门追查。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遇罗克随之被以“恶毒攻击”的罪名逮捕入狱，并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于1970年遭处决。直到1980年，该案才得以平反。但不管怎么说，陈当年对血统论的批判，还是有勇气的，也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理应得到历史的肯定和尊重。
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反映了他的懦弱谨慎性格掩盖下的另一面，即书生的倔强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一面。当时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无人敢说“不”字，即使异议者一般也只是说这个对联“讲阶级路线过了头”、“过分了”、“过左了”，没有人把它和“反动”一词相联系。对“红五类”、“黑五类”等说法也是这样。有些领导人对“黑五类”的说法表示过质疑，但是没有反对“红五类”的说法。而陈伯达却独树己见地将其称之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全然不顾这样做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众怒”，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容易的。
纵观陈伯达的政治人生，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轨迹，即：什么时候当他能够从做人的良知出发，能够“以人民利益为重”独立思考时，往往就能够提出正确的见解，作出正确的选择；反之，当他愚忠盲从，步步紧跟伟大领袖不动摇时，往往就会出问题。
前者如，由他提出，并写入中共八大闭幕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然，不久，毛泽东便对此提出异议，八大路线从此被冷冻。另如，1959年的“严重右倾”，1965年提出“电子中心论”，九大时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企图扭转文革路线，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提出的“电子中心论”和被批为对抗九大路线的“唯生产力论”。
1965年，文革已经进入酝酿阶段，领袖的替身江青已到了上海，正在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引爆文革的重型炮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匪夷所思的是，左派首席大理论家陈伯达对此竟然毫不知晓，此时的他正在北京、天津参观工厂、科研机构，酝酿提出新理论——发展国民经济，搞四个现代化，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
这个被称为“电子中心论”的新理论，是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科学院发表的讲话中提出的：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发展电子技术作为国家方案”；东德提出，电子元件工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要将电子工业“作为主导工业部门之一来发展”。日本人的企图是什么？东德的提法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抓电子化能不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抓电子学、电子技术、电子工业，在各方面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我们要“赶上”和“超过”，就不能沿着旧的路子，只从后面按部就班地追，这永远也赶不上。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要敢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最新的成果，打破老常规，跳跃赶上去。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谁也不会想到，左派大理论家陈伯达会在那样一个政治敏感时期提出这样一个背离阶级斗争的新理论！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新理论，在当时自然得不到关注；直到1970年，当他在庐山会以上出事以后，才作为他的错误之一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被批判为“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而这样一个新理论，即使放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都不失其前瞻性。但是，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证明了它的真理性时，陈伯达却依然是罪犯，他的这一功绩自然也就依然得不到承认。对此，人们不能不为之叹息。
在一般人看来，作为左派大理论家的陈伯达与自然科学是不沾边的，但他的“电子中心论”让我们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而陈晓农的说法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陈伯达：“父亲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但他内心里对自然科学更重视。他年轻时没有学过高等数学，这增加了他学习自然科学的困难，但他有自己的学习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家里一套大部头的《汤姆逊百科全书》和《苏联大百科辞典》，他经常翻阅。他偏爱生物学，认真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环球航行日记》。他仔细阅读科学发展史和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传记，浏览各种科学杂志，注意物理学、化学和工业新技术的最新进展，经常和一些科学家交谈，虚心听取他们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意见。他60年代初提出“电子中心论”，就是在天津和一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进行深入交谈的结果。父亲说：那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说，日本在战后，开始经济很困难，很多人因没有布，连衣服都是穿报纸做的，可后来就是抓了电子技术，经济很快就上去了。日本发展电子技术是由国家立法的。父亲常感叹中国科技的落后，希望国家能吸收各国的好经验，开辟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尽快把科学技术搞上去。”
张春桥
陈伯达又一次一反常态固执己见的大胆表现，是他在自己起草的强调生产的九大报告稿被否定以后，针对毛泽东认可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当中央会议上无人提出异议时，却不惧触犯逆鳞，坦陈己见：“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象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恼羞成怒地嚷道：“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两人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陈晓农回忆说，“当时，尽管也有人在心里对张、姚的稿子不满，但没有人出来说话。父亲却无所顾忌地对张、姚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击中了张、姚观点的要害，这大大出乎江、康、张、姚等人的意料，他们势必要寻机对父亲进行报复。记得1969年国庆节我回家时，父亲在与我谈话时说道：一个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折才会有用。我现在也还在受挫折。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在鼓励我不要害怕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挫折，没有想到他在中央因在路线问题上反了潮流，而的确正在经受挫折、经受磨折。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现在官方的史书都隐没了。”
陈伯达由于愚忠盲从，步步紧跟而出问题，甚至犯罪的例子也很多，如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发布的关于陈的判决书中所列举的主要罪行，以及1959年高调批判彭德怀，文革初期打倒陶铸，等等，大都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这样讲并不是为陈推卸个人应负的责任——“愚忠盲从，步步紧跟”本身就有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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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从1939年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到1970年倒台，时间长达31年。这期间，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秀才班子中，陈一直处在中心地位。陈伯达能够赢得这样的地位，主要靠的是个人的能力和水平。陈20岁时以文言写过一篇题为《原意志》的政论，表现出的天赋和学力即非常人所能及。其文气势磅礴，让人折服：“意志者，吾人人格之表现，精神之所依寄也；正义所在，仅知坚持，不问力之强弱，见识所至，仅知必行，不计事之成败，吾行吾素，于人无与，有史以来，若伯夷宁饿死首阳，而不食周粟，孔孟宁被人目为迂腐，而终说仁义，陶渊明宁赋归去来辞，而不为五斗米折腰，方孝孺宁夷十族，而终不草诏——此其人之举动，不啻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海可枯，而志不可夺，山可移，而志不可变，钱塘江潮，不及其壮，昆仑山峰，不及其高——呜呼，斯真所谓禀天地之正气，不愧为宇宙间之‘伟人’也已！”之后，他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在北平致力于文化工作。在大学当过教授，讲授先秦诸子百家，并发起“新启蒙运动”。1939年到延安，渐渐进入高层视线，并为毛泽东所赏识。
在有毛一代高层秀才中，陈伯达和胡乔木、田家英等基本上处在一个层次上。三人在学养、文化素养、理论水平以及文才方面，虽各有优长，但胡乔木、田家英在个人著述方面却远逊于陈。陈所著长篇政论《窃国大盗袁世凯》、《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都轰动一时，非胡、田所能为之，虽然这些东西皆为宣传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胡、田二人能够进入毛的视野，也是陈的推荐，而且陈为学者出身，所以无论是在党内的地位还是党内外的影响力，胡、田二人都应居于陈之下。至于陈、胡、田等之外的邓力群之流，根本就不入流。年轻的一代，像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虽然文笔皆属上乘，但与陈、胡、田等人相比，在学养和全面的文化素养以及才艺方面都差了一个等级，至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为毛所看重，为江青所依靠，但较之陈伯达这个大秀才，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这样一个大理论家大秀才，本来在党内秀才中应当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但事实上，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他却是一个受气包。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有政治方面的，但陈伯达性格的懦弱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陈晓农回忆说，我母亲（指陈伯达的第二任夫人余文菲）亲口对我说过：“你爸爸是个老实精。”叔宴妈妈（指陈的第三任夫人刘叔宴）也说过：“你爸爸性格太懦弱。”
陈的性格的软弱与他出身的家庭有关。陈伯达说：“有人说我出生于一个号称‘四代书香’的家庭。其实，是一个破落的穷秀才之家。”说陈家“四代书香”，并非虚言。陈的曾祖父陈金城为清朝举人，精于文史哲，与林则徐、陈化成等名人过从甚密；其祖父也是举人，曾为福建惠安县文峰书院山长（院长）。只是到了其父陈其潜时，陈家才败落，一家靠陈其潜当私塾先生维持生计。陈伯达８岁时，父亲去世。陈母为文盲，但生性具有惠安女人的坚忍与倔强，丈夫去世后，独立将子女抚养成人，后因家庭原因上吊自杀。所以陈伯达认为，自己“既有父亲书生懦弱的性格，又有母亲农村妇女的倔强性格”。只是，懦弱老实的一面在陈身上更为突出，特别是经过党性改造“驯服工具”化以后。人善人欺，马善人骑，陈不但老实懦弱，且其貌不扬，拙于言辞，又不善社交，所以在弱肉强食的中国政治生态下被人小瞧就毫不奇怪了。
陈的老实懦弱不但被人看轻，而且压抑和窒息了其思想和学术潜力。以陈的天赋和后天的学养，即使在政治上落败以后，如果能够幡然觉醒，重回“新启蒙运动”，在学术上也会有重大建树。可惜，曾经植入他心灵深处的五四新思想的种子没有复活，所以也就始终没有觉悟。他也认罪，而且诚惶诚恐老老实实地伏罪。不管在法庭上，还是出狱之后，都时刻不忘“我的罪恶是重大的”。但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自己的真正罪恶在哪里，以及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出狱之后也就只能小心翼翼地写出《求知难》、《＜石头记＞里的一桩公案》一类的不咸不淡，没有多少分量的杂感、随笔。
胡耀邦在看了陈伯达出狱后写的文稿之后曾经指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写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应当说胡耀邦是了解陈伯达和懂得他的价值的，可惜，陈自己不懂。
他一直到死都没有找回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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