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并重点部署“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是生物医药行业首次在国家顶层设计中被赋予“支柱产业”的战略定位。
多位代表委员及业内专家表示，将生物医药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壮大、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有力引导行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国经济向“新”而行注入强劲动能。
“纳入‘新兴支柱产业’，充分体现了国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全国政协委员、广东中华职教社主任阎武表示，生物医药被纳入新兴支柱产业，将推动政府出台更为系统、有力的政策，支持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从而加速我国从“医药制造大国”向“医药创新强国”转型升级。
“健康国策2050”总编辑梁嘉琳指出，一个产业能够成为支柱产业，核心在于具备完整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优势，以及较强的产业集群与生态带动作用。目前，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已超1万亿元，创新药产业不仅实现自身稳步发展，更带动了第三方研发、生产、销售等配套服务机构的崛起。
近年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明显提速。全国政协委员、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表示，2025年，我国在研新药管线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正加速成长为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这一成绩的取得，既有内生动力，也得益于制度环境的持续优化。
数据佐证了这一蓬勃活力。“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批准上市创新药230个。其中，2025年达76个，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双双刷新历史纪录。GE医疗大中华区总裁兼CEO宋为群对此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AI创新的核心引擎之一，全球超60%的AI专利来自中国。打造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的部署，让我们看到中国医疗体系正朝着提质、增效、求实的方向稳步前行。
尽管行业发展迅速，但代表委员们一致强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行业仍处于由“量变积累”迈向“质变跃升”的关键阶段，存在诸多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科教授刘思德表示，目前的创新多集中于应用层面，缺乏具有颠覆性的重大突破。与国际制药巨头及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基础科学的深厚积淀与源头创新能力上，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距，亟需在此领域持续深耕与强化。
对于中国目前原始创新仍面临的差距，丁列明列出一组数据：2024年，我国代表最高创新水平的“首创新药”（First-in-Class， FIC）仅11个，远低于美国的43个和欧洲的24个；我国Top20企业的首创药物管线数量仅为全球Top20药企的三分之一；我国前20位热门靶点集中度高达41%，而美国仅为28%，靶点同质化问题突出。
除了源头创新不足，药物研发领域的结构性失衡也是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另一大瓶颈。阎武指出，当前我国临床试验资源分布存在严重的“偏科”现象，肿瘤领域占据了全部临床试验资源的34%，而疾病负担最重、患者基数最大的心脑血管领域仅占4.9%。这种靶点过度集中也为未来创新药可能陷入价格内卷埋下隐患。
在此背景下，阎武建议，应通过政策干预系统性重塑药品研发生态。例如，针对心脑血管、儿科、罕见病等领域，可由医保部门建立相较于肿瘤等热门药物更为宽松的续约规则或设立单独支付通道；在新药审评中，可对未能展现出较已获批疗法更优疗效或稀缺性的同类药物适当提高准入门槛。
对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丁列明坦言，资本市场往往更关注中短期回报，目前国内医药投资基金周期普遍为5至8年，难以提供全流程支持，迫于退出压力更偏好后期成熟项目，规避早期高潜力项目，影响了源头创新。因此，他建议多措并举优化创新生态，强化符合生物医药产业特点的投融资体系，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大力发展产投基金和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让投资者更加敢于投资，创新者更加敢于创新，充分激发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菁建议，建立医保、药监、卫健、工信等部门常态化沟通机制，统筹研发、审评、生产、支付等政策衔接，形成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完善创新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罕见病药、儿童药等符合条件的品种给予市场独占期，加强首创新药专利布局与转化运用保护。搭建面向共建 “一带一路” 的国家交易平台，推动我国创新药标准与国际接轨，鼓励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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